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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以红西路军为例

发表时间: 2020-11-11 15:19:49

作者: 姚 丹

来源: 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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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局面,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祖国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纵观红西路军历史,我党在其中所做的统战工作是扎实有效的,对新时代我们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有着众多的启示和教益。

         一、做好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共2180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从甘肃靖远县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时局变化计划被迫中止,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的古浪、永昌、山丹、甘州、临泽、高台、肃南、安西等地,经过大小战斗80余次,歼敌25000余人,最终兵败祁连山。在长达半年的斗争中,西路军共牺牲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其中6000多人惨遭杀害),最终仅400多指战员抵达新疆。西路军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河西大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下,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驻甘代表谢觉哉、处长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在兰州五泉山会见了高金城,委以他营救红军的重任,高金城先生“慨然应允”。为更加方便营救工作的展开,由谢觉哉提请,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以此身份,方便他开展抗日救援和统战工作。

       高金城一到甘州,便广交各界,宴请地方官员和士绅,为了大造舆论,高金城建议国民党县政府在大佛寺广场召开抗日动员大会。大会当天,大佛寺广场人山人海,高金城在大会上的讲话,使敌人十分狼狈,广大群众却心情振奋。

        随后,高金城以修复福音堂、重开医院为名,向韩起功索要被其军队据为伤病医院的福音堂,紧急召回曾在这里培养的徒弟张明新、傅从俭、张秀玉及曾在福音堂任女子小学校长的苟志英等人,高金城把自己回甘州来的任务秘密告诉了他们,要他们配合寻找流散红军。

        石窝山会议结束后,主席陈昌浩一时下落不明,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委托高金城,让他务必打听清楚陈昌浩的下落,高金城带着医护人员顶着炙人的烈日,走遍甘浚、龙渠、安阳、康隆寺、倪家营等地,经多方了解,打听到陈昌浩隐蔽在民乐花寨子一带,高金城马上派蔡光波和王定国前去接应。他们找到了掩护陈昌浩的郭老汉,郭说陈已在群众护送下过了黄河。高金城当即电告谢老并转报中央。除此之外,还搞清了张琴秋关押在青海西宁,黄鹄显等关押在凉州,也都向中央作了报告。

        福音堂医院在“慈善为本”的掩护下,专设20张病床,收容红军伤病员,经过治疗,伤病员中能走的都发给路费,带着高金城的名片到兰州找办事处;有的则通过牟玉光(高金城夫人)的帮助送到办事处,如杨淑兰、李开芬。残废了不能行走的,也想办法转移,绝不遗弃。红军营长刘克先和女连长万子英等伤情严重,双腿残废,高金城都通过关系,把他们安全送到了兰州办事处。

        1937年8月底,在敌人司令部电台工作的被俘红军战士邱均品和蔡文良截获密报,获悉马步芳电令韩起功将狱中8名红军高干解往西宁,高金城和刘德胜等在福音堂医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蔡光波火速前往兰州报告办事处,由于党中央及时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刘瑞龙等人顺利被营救。

就这样,高金城前前后后营救回200多人,从而为伟大的抗日战争和此后的解放战争保留了珍贵的革命火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红西路军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党是领导一切的;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非常重要,而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

       二、做好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同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

        尊重包容差异在统战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党在营救红西路军流落和失散将士时启用和委任的高金城,本身是一位笃信基督教的爱国人士,他不辱使命,坚持斗争,最后光荣牺牲,谱写了我党统战史上的一曲壮歌。

       与此同时,为了把营救工作开展得更加深入,重回张掖的高金城一边把具体营救工作的情况及时汇报给兰州“八办”,通过党中央和国民党顾祝同的交涉,给贺耀组及马步芳施加压力,使营救工作更有保障,一边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开展营救工作,包括动员张掖县县长马鹤年。

       1927年,23岁的马鹤年在大革命的风暴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他在山西大学采矿专业毕业,秉承教育救国的理念,为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他在父亲开办的私立清真崇实中学当教员。1935年马鹤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甘肃省高台县县长,马鹤年只身来到偏远的河西走廊实现他救国救民的理想,现实中的高台在军阀马步芳的压迫下千里沃野一片破落。马鹤年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同时也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1937年1月1日,红西路军第五军占领高台时,马鹤年凌晨四时率1400余人的民团投诚,打开城门迎接红军进城,有300多人参加红军,组成抗日义勇军甘肃省第五军。高台失陷后,国民政府将他调任为张掖县县长。高金城先生抵达张掖后首先和马鹤年联系,商谈红军战士的救助问题,马鹤年欣然允诺,在他的关照下,不管什么时候、什么缘由负伤的红军都可以在福音堂医院得到救治。武杰、刘德胜等300多名红军都得到马鹤年救助,来到福音堂得到治疗。国民党蓝衣社和军阀韩起功慑于马鹤年的声望,对红军伤病员的屠杀和残害也有所收敛。

       马鹤年多次赴文庙巷集中营,探望和了解被俘红军将士的境况,当他了解到红军的高级干部在狱中境况悲惨遭遇后,马鹤年到前进剧团找到王定国,告诉她文庙巷监狱里关押了几位领导干部,是被马家军俘虏的,王定国趁机说自己的舅舅可能在其中,马鹤年答应帮助寻找。在马鹤年的协调和安排下,王定国到狱中探视了刘瑞龙等八名高级干部,了解了狱中党支部开展斗争的情况。据刘瑞龙同志回忆,马鹤年多次带人来探望他们、鼓励他们,严厉告诉监狱长要善待他们,听说他们饭不够吃,还把粮食分给他们自己做,狱中的生活也因为马鹤年的关照改善了不少。在他们被押送前,马鹤年迅速通报了挚友高金城和甘州秘密党支部,为他们准备了药品,打点押送他们的人,直至他们顺利被营救,回到党组织的怀抱,向谢老汇报了马鹤年的情况。

        这充分说明,在统战工作中,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尽最大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是多么的重要。

       三、做好统战工作,必须善于联谊交友,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

       善于联谊交友的高金城重回张掖后,迅速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开展营救工作,如马鹤年之外的民乐县沐化区区长孙振铎。

       说到孙振铎,他是民乐县韩家营村绅士,国民党沐化区区长,对于来到自己村上的红军,均给予接济,愿意躲避一段时间的,以雇工的名义收留掩护,等待机会,资助东返。红三十军作战参谋张萍,就是经孙振铎掩护,才能安全到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当年高金城接到彭加伦“民乐县南山隐藏红军干部极多”的电报,要他设法营救。高金城当即找到孙振铎,向他讲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形势,说明红军是一支爱国抗日的部队,请他高抬贵手,允许派人进他的管区收容流散红军。谈话中高金城把彭加伦的电报交给孙振铎,情恳意切地说:“我相信你是位爱国绅士,我把这封电报给你作抵押,我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如不相信,用这封电报便可将我的人头拿去。”孙振铎欣然答应。

       密约顺利达成,高金城复写了一百多张字条,上写:“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派王定国和张明新、陈大伟两位医生,到民乐县孙家庄和甘州大满堡一带散发字条,从而给一些很难联系的流散人员指明了一条回陕北的道路。还告诉失散难友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同志,到甘州福音堂后门敲三下,有王定国、徐世淑同志接应。一个多星期后,果然找到一批红军,其中有红西路军总部医院院长丁世方、中共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及中心县委在甘州大满堡秘密发展的王泽喜等共产党员。

       事实证明,善于联谊交友,做好人的工作,就能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最终做好统战工作。

       四、做好统战工作,必须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

        红西路军兵败后,有9000多名红军将士被俘而陷落虎口,有2000千余人流落各地,境遇极其艰险,党中央对营救红军的事宜非常关心。1937年2月下旬。周恩来通过著名爱国人士杜斌丞,联络到“中国回族救亡会”组织部长(中共地下党员)吴鸿宾后,立即派张文彬和吴鸿宾联系,具体商谈营救红西路军事宜。吴鸿宾举荐回族中德高望重、且与马步青有师生之谊的马德涵先生,并两次登门拜访,告以营救红西路军事宜系周恩来所托,恳求相帮。马德涵先生慷慨应允,很动感情地说:“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我马某已是花甲之年,此事不足为虑。我佩服共产党,这次‘西安事变’人所共见,共产党不记仇、明大义,救民族于危亡,团结人民抗日,周先生为人我非常佩服,此次蒙周先生如此器重,莫说担此风险,就是拼上性命也是值得的。”                                     

        因为马德涵年事已高,吴鸿宾又邀请“中国回族救亡联合会”宣传部长马鹤年陪同。2月底,周恩来亲自接见,向他们两位介绍情况,请他们为红西路军出力。随后马德涵、张文彬、马宪民乘飞机到兰州,随机驱车直抵武威,马德涵会见了马步青,介绍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情况,并引荐了张文彬和马宪民。张文彬要求马步青顺应形势,释放关押在武威的红军,并转告周恩来的意见。马步青答应帮忙,即写书信两封,一封介绍张文彬到西宁,一封介绍马宪民到张掖。张文彬和马德涵分赴西宁、张掖后,向马步芳和韩起功详述了西安事变后的形势,转达中共关于释放被俘红军的要求,马步芳和韩起功答应放人,又一批被俘人员回到党组织的怀抱。

       这说明,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

       五、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

       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形成工作合力。统战一线干部要发扬优良作风,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统一战线政策法规,带头参加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做到诚恳谦和、平等待人、廉洁奉公,真正赢得党外人士尊重和认同,团结他们同我们党一起奋斗。

       1937年初,西路军战斗失利,形势紧迫,军政委员会决定精简机构,充实基层战斗单位,此时吴建初被调任到红三十军工作,之后由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委派他留在张掖一带成立地方党委,即后来的中共甘州中心县委,其目的是,大力开展地方工作,配合红军的作战行动。中共甘州中心县委成立后,吴建初任书记,岳太华任组织部长,阮自强同志任宣传部长,张某任民运部长,后来组织派来李天义和其他六名甘州籍战士共同开展工作。

       中共甘州中心县委的活动地点在大满乡灰条沟一带,县委的十余人一挖煤为掩护秘密开展活动,还在当地发展了四五名党员。4月份以后,西路军全线失利,县委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上级的指示。最艰难的时候,岳太华被捕,张某被民团打死,甘州籍六名战士被打散,只剩下吴建初和李天义两人。这时他们在煤窑上认识了大满堡农民王泽喜,经过他们的教育,王泽喜热心为他们办事,每次敌人搜山后,都由王泽喜下山摸敌情,成为实际意义上的联络员,他们对王泽喜讲了许多共产党的政策以及抗日主张,王泽喜又欣喜又激动,再后来王泽喜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甘州中心县委在当地发展的第一位党员。根据形势的发展,在大满堡经过秘密串联,先后还发展了潘发生、阮文云、阮文章、王克勤等四名党员。8月份以后,县委得知党中央派人来河西营救红军人员,但不知是真是假,为了慎重起见,由王泽喜进城利用亲戚关系打听情况,王泽喜在西关一个面馆里和邱均品、蔡文良接上了头,吴建初亲自进城经二人联络找到王定国见到了高金城,当即将中共甘州中心县委的情况告知张掖地下党组织,并研究了今后该怎么办。在高金城的委托下,由马鹤年负责将吴建初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谢觉哉,吴建初当面汇报了工作。大满堡发展的党员王泽喜和潘发生也通过兰八办到了延安,经中央组织部安排进入“抗大”学习。

        在极为严峻的历史时刻,中共甘州中心县委在张掖成立,在发展党员的同时秘密宣传党的政策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秩序的将革命火种播撒到甘州大地,意义极其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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